根据财政部、税务总局和海关总署日前印发《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政策的公告》，从4月1日开始，空前力度的增值税改革系列措施正式实行。改革主要包括四项核心内容：一是降低税率，将制造业等行业16%增值税税率降至13%，交通运输和建筑等行业10%增值税税率降至9%；二是进一步扩大抵扣范围；三是全面试行期末留抵退税；四是对生产、生活性服务业进项税额加计抵减。据财政部测算，几项深化增值税改革措施合计，减税降负规模将超1万亿元。

　　降负达万亿元规模的此次增值税大减税，最直接的意义是为企业减轻负担，同时通过价值传导机制和供求关系变化，促使货物和服务价格下降，提升消费能力。从增值税自身来讲，全面试行期末留抵退税，也有利于克服我国增值税留抵税额无法退税的瑕疵，消除此类瑕疵对经济的扭曲，使增值税这种优良税种更为中性、更为规范。完全可以说，此次增值税的减税过程，也是增值税的一次自我完善的过程。

　　当然，从更为宏观的视野来观察此次增值税新政，其意义更为巨大，影响也更为长远。总而言之，此次由政府主动实施的大减税将有利于加快财政体制改革。也就是说，将促使政府更加重视提升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压缩一般性支出，实施绩效预算管理，更加努力地建设节约型政府。同时，为了应对减税带来的财政收支矛盾，国家将增加特定国有金融机构和央企上缴利润，进一步完善国有企业的利润分配机制，促进国有企业改革。另外，增值税大规模减税，有利于降低间接税比重，增加直接税比重，实现税收收入结构的目标。

　　毫无疑问，此次增值税的大幅度减税，必然加大财政收支平衡的难度，但此次政府主要不是通过大幅扩大赤字而是通过大力优化支出结构和提高财政支出效率等开源节流的办法弥补缺口。中央政府决定一般性支出压减5%以上、“三公”经费再压减3%左右，各地政府也纷纷调整预算。政府要过紧日子，成为从中央到地方的共识。压缩不急之务开支，树立过紧日子的思想，将倒逼预算制度的改革，加快实施和完善效率导向的绩效预算制度。在传统预算理念下，预算收支仅仅体现了政府意图，却缺乏内在约束机制，导致政府支出不断扩张的瓦格纳定律。绩效预算则从强调公共品核算的角度，在预算中融入了成本核算的理念，从而从制度上强化了政府内控机制，使公共产品和服务能严格按价值规律的要求进行核算，从而有效地降低了政府提供公共品的成本，提高了财政支出的效率。绩效预算不仅是一种预算方法的改变，而且是整个政府管理理念的一次革命。增值税大减税带来的收支矛盾必然要求建立和完善绩效预算制度，反过来，也只有绩效预算能更好地为提高财政使用效率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服务。

　　除了压缩一般性支出等节约开支应对增值税减税之外，国家还通过增加特定国有金融机构和提高央企上缴利润弥补收入缺口。众所周知，我国雄厚的国有企业属于全体人民，其创造的利润理应为国家公共财政作出更大贡献。但可惜的是，虽然国有企业近些年每年都创造数万亿元的利润，但国企上缴的红利比例严重偏低，尤其利润丰厚的国有金融企业一直未给国家分红。而那些上缴国家的利润，又通过返还、补贴等方式重新回到国企。虽然财政部要求加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资金调入一般公共预算的力度，但近些年资本经营预算调入一般预算的资金严重偏低，总资金不过区区数百亿元，不过国企总利润的百分之二三。占有国民经济半壁江山的国有企业对于公共预算应该有与其规模体量相符合的贡献。在经济面临下行压力，国家通过大幅度减税以应对复杂形势，使得财政收支矛盾尖锐突出的迫切形势下，将往年并未向国家上缴红利的特定国有金融机构纳入上缴红利的国企行列，对已经上缴红利的国企提高上缴比例，既能够体现国企姓国的性质和为国分忧的责任，也借此契机建立和完善国家与国企的利益分配机制，为深化国企改革创造条件。

　　我国目前的税收结构的突出特点，是间接税占比较高而直接税占比较低。间接税具有本身无法克服的累退性弊端，与税收公平原则背道而驰。因此，通过税制改革，降低间接税在总税收中的占比，是我国税制改革的基本方向。但这个改革目标的实现并不通畅。营改增带来税收征收率的大幅提高，我国增值税的增幅尤其迅速。2018年全国税收总额156401亿元，国内增值税61529亿元，占比近40％，这还不包括进口货物增值税。如果加上进口货物增值税，仅增值税即可接近总税收的一半。显然，降低增值税税率、扩大抵扣范围、全面试行期末留抵退税这种大幅度的降税措施，必然改变间接税在总税收中的占比，为实现提高直接税比重、降低间接税比重最终实现税收公平这样的目标打下基础。

　　历史的经验证明，改革往往是倒逼出来的。经济下行压力必然倒逼政府出台减税降费等措施应对困难。而减税降费造成的收支矛盾必然倒逼政府通过自我革命，加快财税体制改革的步伐。增值税大减税是一次契机，对于各级政府来说，应该很好地抓住和利用此次契机，将财税体制改革推向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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